“红”与“黑”
我选择了直博这条路，我一直告诉自己我的选择没有错。记得大三时告诉父母我的想法，他们是惊讶并全力支持的。
的确，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只不过是一次选择而已，做任何选择都不会使我本人更加出色。可我之所以坚信其正确性，是因为我以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与精力去征服将要面对的全部挑战。
当扶摇直上的梦想遭遇现实无情的鞭挞，时隔十年之后，我终于再次回想起那生活在被命运压迫下的无力感。
这种冰窑般的心态，无法传达，无法诉说，无法救赎，无法克服。但所幸，我并没有崩溃。
所以我确认了一个事实：我是个脆弱的人，面对挫折根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我不是一个乐观的人，但也并不具备一个真正的悲观主义者冷静克制的分析头脑。
我不知天下有多少人如我这般，但坦言自己的软弱并非耻辱，甘于忍受软弱的统治才是我等的耻辱。我曾经，也是被击打地一败涂地。
“罪”与“罚”
人的本质并不容易改变。我的懒惰与脆弱是自身所有悲剧的根源。
有时，为了逃避思考真正重要的事，我甘愿做任何事，做任何可以消磨有限生命时光的看似有意义无意义的事。我害怕处理真正重要的事。
偶尔，会有这样的想法：到目前为止，我不是在浪费自己的才能吗？
然后，一阵寒意会突然涌上心头：我真的有才能吗？
我是被怀着怎样的期待和使命来到世上的？我现在做的一切真的有意义吗？现在这个年纪还问这样的问题，会显得很可笑吧。
但是，我已经逐渐能够回答早期的自己所困惑的一些问题了。若从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生命开始，就是随机的自然演化所致，那么生命本身，人类本身，根本不具备任何具有神性色彩的意义。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和死亡，也都是随机骰子导致的结果。那些被囚禁大到集中营的犹太人被赋予了什么使命吗？那些悲逝于汶川大地震的人们被赋予了什么使命吗？那些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难民们被赋予了什么使命吗？
没有，一切都不具备所谓的意义和价值。生命的意义，是由人来定义来传播的，所以，将无意义赋予“意义”，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为了打发无意义的人生，人必须去做些有趣的事情。我猜测，许多看起来很疯狂的人，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看都是有深刻思想的哲学家。但是，这件事本身已经无法证明了。
我只能替自己伸张人生意义：多走，多看，多想。就像章北海的父亲在病床上告诫儿子的一样：要多想，再多想想。
生命的不能承受之轻
于是自然而然的，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人若连坦然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都没有，那还有什么真正的自由？若活着是戴着镣铐，死亡反是解脱，为什么人们会因追求幸福而被批判为软弱？
活着是权利，也是义务和责任。那些和我产生了联系的人，也许生命线会因为我的话语，我的行动而受到影响。所以，我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我活着，也是为了让这世界上的一部分人，思念有归宿，希望有归宿，言论有归宿，幸福有归宿。
我对活着本身没有很强的执念，因为我不清楚自己的灵魂可以在哪栖息，所以永眠才有着那般神秘的诱惑。
骄傲与偏见
东野圭吾在《时生》里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父母面对自己的孩子，往往会恐惧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擅自让你降生于世，你感到幸福吗，你喜欢我们是你的父母吗？
很少有父母有勇气问孩子这样的问题。即便问了，很少有孩子会真实地回答这一个问题。
关于父母的伟大，父爱母爱的伟大，我十分肯定，但事实上不也总是存在着自以为子女生命来之施舍这样纯粹的朴素的观念么？
这样的思考通常是在为自己的境遇感到极度不幸时有感而发的，所以，那不是怨憎，不是伤感，只是哲学思辨的灵光一闪。
我想试着回答：在我有限的生命里，不快乐的时候更多，但我很幸福。在英文中，快乐和幸福都是同一个词“happiness”。对我而言，这两者却有着幽微玄妙的区别。快乐于我是一种心态，是所做的事被认可的喜悦；幸福于我是一种常态，是知道这世上与我仍有联结之人的平和。纵使总有孤独的忧郁的伤心的痛苦的想要放弃一切的时候，这份幸福，也从未消减半分。只靠这种迷离的幸福感，我就可以恬不知耻地活下去了。
今天既然是母亲节，那如果有一句话对母亲说，我会选择：谢谢你将我培养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并让我有机会认识这并不美丽的世界，有机会认识这样不完美的自己。
生命是平等的，每个人也都应该平等地承担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责任。母亲和父亲的身份既然也是父母自己的选择，我不便不必也不该对父母抱有“亏欠”之情。所以，等父母老了，便不必也不该认为年迈体弱的自己是我的负担。我不认为这句话很容易阐述，但是我愿用一生如此践行。
所以，我不会对母亲说“来世再做母子”这样让人泪眼朦胧的漂亮话。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缺憾即是缺憾，不必撒谎去求个圆满。算了，我承认吧，是我自己只想活这一次，真真实实的唯一一次。然后，我愿化作无尽的虚无，永远陪着这个浩渺的宇宙，经历岁月的风尘而经久不息，趟过历史的长河而亘古不变。
平凡的世界
我会继续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
因为来到这世上，已经冒了如此大的风险，我何不将错就错呢？
祝全天下母亲 节日快乐！
